苏轼散文《记承天寺夜游》赏析
引导语:《记承天寺夜游》的作者苏轼以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月色之美,创造了一个清冷皎洁的意境,同时也流露出遭贬生涯中自我排遣的特殊心情。
吴战垒
宋神宗元丰二年(公元一○七九年),著名文学家苏轼因对新法持有不同意见,而被网罗罪名,投入监狱。在狱中四个多月,后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,(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县;团练副使是挂名的地方军事副理官。)官衔上还加了“本州安置”字样,不得签署公事,不得擅离安置所,实际上跟流放差不多。
《记承天寺夜游》是苏轼在被贬于黄州的困苦境遇中写的。这篇仅有八十多字的短文,写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,作者无法睡眠,到承天寺去找好友张怀民,两个人一同在月光如水的庭院中漫步。作者以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月色之美,创造了一个清冷皎洁的意境,同时也流露出遭贬生涯中自我排遣的特殊心情。它好像是一首清冷的月光曲,每一个音符都闪耀着银色的寒光,都倾诉着作者皎洁而悲凉的情怀。
下面分小段进行分析: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,夜。解衣欲睡,月色入户,欣然起行。
宋神宗元丰六年(公元一○八三年),是作者被贬谪到黄州的第四军。夏历十月十二日,正当秋末冬初,夜里已很有点寒意了。“解衣欲睡”,是说寒夜寂寥,百无聊赖,还不如解衣就寝,在睡梦中忘却人世的一切忧愁和烦恼吧!“欲睡”是想睡而还没有睡着。这当儿,“月色入户”,月光悄悄地进门来了。“入户”二字,把月光拟人化,写得自然而生动。月光似乎懂得这位迁客的寂寞无聊,主动地来与他作伴,有意地慰藉我们这位失意的诗人。“欣然起行”,是诗人的反应。写出他睡意顿消,披衣而起,见月光如见久违的知心朋友,欣然相迎。一个被朝廷贬谪的“罪人”,我们可以想见他这时交游断绝、门庭冷落的境况;只有月光毫无势利之情,在寂寥的寒夜里,依然来拜访他。诗人的兴奋和喜悦都已高度地概括在“欣然起行”这四个字中了。这一句与“解衣欲睡”相对照,显得一伏一起;一沉闷,一活跃;完全是两样心情,两种节奏。
苏轼对月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他常常以拟人化的手法,把月光写得很富有人情味。例如著名的《水调歌头》写月光“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”,犹如临歧执手的爱侣,欲去叮咛,频频回首,显得何等缱绻情深;又如《洞仙歌》:“绣帘开,一点明月窥人”,这偷看人间私情密约的月光,仿佛含着几分神秘而羞涩的微笑,使人感到如此调皮而可爱。至于《卜算子》中“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”所描绘的那挂在梧桐上的一钩秋月,夜空中的缥缈孤鸿,已经与独往独来的“幽人”即诗人自己融为一体了。我们不妨说,孤鸿就是诗人的身影,而月光就是诗人的灵魂。这首诗与本文作于同一时期,也写月夜的心境和感受,不过情怀显得更为凄苦和苍凉了。
让我们继续读下去:
念无与为乐者,遂至承天寺,寻张怀民。
诗人见月色而“欣然起行”,充分显示出内心的喜悦,进而想到要与人分享喜悦,应该有人共同赏月,才不致辜负如此良夜。“念无与为乐者”这个“念”字,由“欣然起行”的“行”字转化而来,写出心理活动的发展过程。可是诗人在当时的境遇中,却“无与为乐者”,没有可以赏月同乐的人。作者的心情由欣喜而转入沉思,发出了低沉的喟叹,文情也因此显得跌宕多姿。这句话还可以分两层意思来申说:其一,写出作者在贬居中的寂寞寡欢,即使是多年的老朋友,也不敢与他来往。天上的月亮并无势利之心,而人间却多势利之徒。这是作者的悲愤;这悲愤笼罩着贬谪生活的浓重阴影。一同赏月的应该是同心之人,世上那些庸俗势利之徒,是不配而自己也不屑与之同赏的。那末可以与之赏月的又有谁呢?这是第二层意思。作者在寂寞中求伴侣,见明月而思同心;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句:“遂至承天寺,寻张怀民。”“遂至”二字下得十分轻淡,好像不假思索,却包含着能一同赏月者只有这个人,非这个人不可的意思。由此可见张怀民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了。从文章的情势来说,上一句是“止”,这一句是“行”;苏轼自己形容作文“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”(《答谢民师书》)。像这种地方,看起来毫不经意,却显得“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,有很高的艺术技巧。“寻张怀民”的“寻”字,也很值得玩味。它包含着作者的一种揣想:面对如此好天良夜,张怀民一定不会蒙头大睡吧?他大概也在赏月。只是不知他是在庭中玩月呢,还是出门步月。故此需要寻他一寻。这是“寻”的第一层意思。其次,“寻”与“访”不同,“寻”有一种急欲找到失物似的迫切感,这就熨贴地写出了作者渴望与知心好友共同赏月的急切心理。
那末作者要“寻”的这位张怀民,又是一个何等样的人呢?
张怀民,名梦得,又叫偓佺,清河(今河北省清河县)人。他于元丰六年贬谪到黄州,初到时寓居在承天寺(承天寺故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南)他曾筑亭于住所之旁,在那里可以纵览江山的胜概,苏轼名之为“快哉亭”,并写了一首《水调歌头》词赠他,词中有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的名句。苏轼的弟弟苏辙也为他写了一篇《黄州快哉亭记》,文章中说张怀民虽然屈居主簿之类的小官,但心地坦然,不把迁谪放在心上。公务之暇,以山水怡情悦性,处逆境而无悲感之容,是一位有过人的自制力的性格倔强的人。这就无怪乎苏轼要引他为同调和知己了。
怀民亦未寝,相与步于中庭。
“亦未寝”的“亦”字,写出这一对朋友情怀相似;对方的“未寝”也正是作者意料中的事。他不必具体去写张怀民如何如何,只这一句,就足以表达出两人的同心之情了。“相与步于中庭”,可以跟“无与为乐者”一句对照起来读,前后显得有照应,有变化,文情的跌宕表现了作者心情的舒展,宛如在清冷的琴弦上拨出几个欢快的音符。“步于中庭”,即漫步在庭院中;这种月光下的漫步,是多么富于诗意!它不同于宁静的凭栏眺月,也不同于狂放的饮酒赏月;而是静中有动,把恬静的心境和诗意的感受化为从容的步履。他们尽可以不发一言,但那和谐的岁月节奏,已足以表达出相互默契的心声了。
苏轼寄居在黄州东坡时,喜欢在月光下扶杖漫步,他曾把这种漫步点化成一首情趣盎然的小诗:“雨洗东坡月色清,市人行尽野人行。莫嫌荦(luò洛)确坡头路,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(《东坡》)诗人在漫步中领略月光的美好,在漫步中思索人生的哲理。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鄙弃人世的喧扰,爱在清寂中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纯洁的境界。
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(zǎo 早)荇(xìng 姓)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
这是写月光的高度传神之笔。短短三句话,没有写一个月字,却无处不是皎洁的月光。作者用“积水空明”四个字,来比喻庭院中月光的清澈透明;用“藻、荇交横”四个字,来比喻月下美丽的竹柏倒影,可谓钩魂摄魄,精炼得无以复加。以水喻月,本来并不显得新颖,新奇的是作者不用普通的明喻,而以隐喻先声夺人,造成一种庭院积水的错觉,进而写清澄的水中交错着藻荇的清影,触类生发,把隐喻又推进一层,使人感到扑朔迷离,水月莫辩。正当读者恍惚迷惘地加以体味时,作者却轻轻地点出:“盖竹柏景也”。于是恍然大悟。只消一个“影”字,不明写月光而月光的美好意境已宛然具现。另一方面来自真切的生活体验,另一方面又出于高明的烘染技巧。“积水空明”,给人以一池春水的静谧之感;“藻、荇交横”,则具有水草摇曳的动态之美;整个意境静中有动,动而愈见其静。“积水空明”是就月光本身作形容,“藻、荇交横”则以竹柏倒影来烘托。两句之间,有正写侧写之分,收点染并用之妙,从而创造出一个冰清玉洁的透明境界。
这个透明的境界,映照出作者光明磊落、胸无尘俗的襟怀。月下的竹柏倒影,可能也有某种寓意:竹柏是耐寒之物,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,古人称松、竹、梅为“岁寒三友”,以喻坚贞的操守。月光投影于竹柏,不正是纯洁而坚贞的象征吗?这一写景之笔,看来不仅是记实,而且是一种含蓄的抒情。我们从“积水空明”的意境总体中,联系作者与友人庭中步月的活动,还可以形象地推衍出一个作者没有说出来的隐喻:这一对步月的幽人,难道不就是悠游于“积水空明”中的鱼儿吗?《庄子·秋水》说:“倏鱼出游从容,是鱼之乐也。”(倏鱼,即白条鱼。)庄子濠上观鱼的故事,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当时那种自由自在的心情。只有在这时,他才摆脱了沉重的迁谪之感,忘怀人间的得失,而进入一个表里澄澈的透明世界。这几句是写月光,也是写作者的心境。它是一首美妙的月光曲,也不妨说是一个透明的梦。
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!
作者连发二问,却用不着置答。月色常有,竹柏亦常有,但像我们这样赏月的“闲人”却不可多得啊!寥寥数语,感慨深长。它包孕着作者宦海浮沉的悲凉之感和由此领悟到的人生哲理,在痛苦中又得到某种慰藉的余甘。试想,一个被抛出喧嚣的功名利禄之场的“闲人”却能有“闲情”来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,这是有幸呢,还是不幸呢?看来作者是以“闲人”自居,也以“闲人”自傲的。当时他虽有微官在身,却有名无实,“闲人”二字,也许不无牢**吧?但他自宽**,在作于同一时期的《临皋闲题》一文中说:“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。”这样的“闲人”,从*仕途的失意者,变为大自然的骄子,他投身于自然的怀抱,在大自然的抚慰中治愈**的创伤,从大自然的神奇秀美中获得精神的复苏和心境的安宁。他发现自然美,吟咏自然美,同时也在发现自己,吟咏自己。美学中所谓“物我同一”的境界,在苏轼这类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。
“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!”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,诚然有自豪和**的意味,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。世间如此孤寂者又有几人呢?被罪之人,谪居的境遇,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。虽然作者情怀豁达,尽力在排遣内心的苦闷,但消极的情绪还是无可奈何地流露出来。时代和阶级的局限,以及佛、老思想的影响,使他只能奏出这样清冷而悲凉的“月光曲”,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
苏轼这类抒情小品,在浓郁的诗情画意中渗透着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,他写来朴素自然,情理交融,行文之际,“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而出”(《文说》)。明代王圣俞在选揖《苏长公小品》时说:“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,只随事记录便是文。”这是一种“百炼钢化为绕指柔”的艺术境界。它兼有魏晋文风的通脱和六朝小品的隽永,而又自出面目,代表了宋代小品文的最高成就。明代“*派”的袁氏兄弟对苏轼十分倾倒,袁宏道说苏轼的文章最可爱的是小品文,如果没有小品文,而只有大文章,那末就不成其为苏轼了(见《<苏长公合作>引》)。袁宗道因为景仰白居易和苏轼,而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“白苏”,把自己的集子题为《白苏斋类稿》。他们在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时,向苏轼学习抒情小品的写作,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,创造出一种清新活泼的文风。从明代“*派”的山水小记,到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,及至清代袁枚、郑板桥的散文,都可以看到苏轼抒情小品的深远影响。
[知识拓展]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,夜。解衣欲睡,月色入户,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,遂至承天寺,寻张怀民。
怀民亦未寝,相与步于中庭。
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
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!
这里的“美”首先来自内容的“真”。东月朗照,激发了作者的游兴,想到没有“与乐者”,未免美中不足,因而寻伴,这时错觉生趣,情感触动,于是记下此景此情,顺理成章,一切是那么的和谐自然,毫无雕饰造作之感。这“美”来自语言的“纯”。笔记如同拉家常,娓娓叙来。虽然没有奇景之处,但却不能增删或改动什么字眼儿。点明日期,是笔记体游记所必须的,“月色入户”与“欣然起行”互为因果,寥寥数字,何其洗练!写庭下景色,用“空明”一词,不枝不蔓,体现出空灵、坦荡的意境,将竹柏影子比作水中藻荇,已然十分贴切,“交横”一词更准确地表现了藻荇姿态,仿佛触手可及。接着,作者笔锋陡转,连发二问,既亲切自然,富于韵律,又拓展时空,发人思绪。《记承天寺夜游》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
苏轼自己评论他的文学创作,有一段话很精辟:
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皆可出。在平地,滔滔汩汩,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,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,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如是而已矣!其他,虽吾亦不能知也。(《文说》)
这段话,可与他的另一段话相补充:“夫昔之为文者,非能为之为工,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。山川之有云雾,草木之有华实,充满勃郁而见于外,夫虽欲无有,其可得耶?”(《江行唱和集序》)
这“美”来自结尾的“精”。从文章结构看,结句属“合”,就此打住。从语意上看,它包蕴丰富。“闲人”一词,表面上是自嘲地说自己和张怀民是清闲的人,闲来无事才出来赏月的,实际上却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——月夜处处都有,却是只有情趣高雅的人能欣赏的,有了人的欣赏才有美,只有此时此地的月夜才是最幸运的,因为有情趣高雅的人来欣赏它。其次,“闲人”包含了作者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,作者在*上有远大的抱负,但是却被一贬再贬,流落黄州,在内心深处,他又何尝愿做一个“闲人”呢?赏月“闲人”的自得只不过是被贬“闲人”的**罢了。
总之,游记以真情实感为依托,信笔写来,起于当起,止于当止,犹如行云流水,于无技巧中见技巧,达到了“一语天然万古新,豪华落尽见真纯”的境界。
全文分三层。
第一层叙事:交待了时间,地点和夜游原因。
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”,时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使已经四年了。这天夜里,月光照入他的房间,作者本欲就寝,怎奈被这美好的月色所迷,顿起雅兴,但想到没有同乐之人,遂动身去不远的承天寺寻张怀民。张怀民和苏轼一样,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,他和苏轼的友谊相当笃厚。当晚,张怀民也还未睡,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院子中间散步。这一层叙事,朴素、淡泊而有自然流畅。(寻友夜游)
第二层写景:描绘庭中月光的澄清。
作者惜墨如金,只用十八个字,就营造出一个月光澄碧、竹影斑驳、幽静迷人的夜景。读者自可以发挥想象:月光清朗,洒落庭中,那一片清辉白茫茫一片好似积水空潭一般,更妙的是,“水”中还有水草漂浮,游荡,于是乎恍恍然便如仙境一般了。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,以竹、柏之影与月光两种事物互相映衬、比拟、比喻手法精当,新颖,恰如其分地渲染了景色的幽美肃穆。更体现出了月光清凉明净的特点,衬托出作者闲适的心境。(庭中夜色)
第三层:惋惜无人赏月
便转入议论。作者感慨到,何夜无月,何处无竹柏,可是有此闲情雅致来欣赏这番景色的,除了他与张怀民外,恐怕就不多了,整篇的点睛之笔是“闲人”二字,苏轼谪居黄州,“不得签书公事”,所担任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,与儒家的“经世济民”之理想相去甚远,即所谓“闲人”之表层意义,它委婉地反映了苏轼宦途失意的苦闷;从另一个方面来看,月光至美,竹影至丽,而人不能识,唯此二人能有幸领略,岂非快事!苏轼的思想横跨儒释道三家,这便使他的处世态度有极大的包容性,可以说是宠辱不惊,进退自如。当然,他在逆境中的篇章更能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!(月下抒情)
“月色入户”:寒夜寂寥,“解衣欲睡”,这当儿,月光悄悄地进了门。“入户”二字,把月光拟人化。月光似乎懂得这位迁客的孤独寂寞,主动来与他做伴。
“欣然起行”:是作者的反应;写出他睡意顿消,披衣而起,见月光如见久违的知心朋友,欣然相迎。一个被朝廷所贬谪的“罪人”,我们可以想见他这时交游断绝、门庭冷落的境况;只有月光毫无势利之情,在寂寥的寒夜里,依然来拜访他。四字写出了作者的喜悦和兴奋。
“念无与为乐者,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”:作者与张怀民同是被贬之人,于是作者便想到了张怀民。
“怀民亦未寝,相与步于中庭。”:作者与张怀民心有灵犀,及其友情之深厚。
“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:一是感慨世人忙于名利而辜负了良辰美景,二是表现了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,三是透露出自己不能为朝廷尽忠的抱怨
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”: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”。此句运用了比喻的修辞,将澄澈的月光比成积水,用交错相生的水草比喻竹柏的影子,虚实相生,相映成趣,化无形为有形。“积水空明”写出了月光的皎洁,空灵,“藻荇交横”写出了竹柏倒影的清丽淡雅。前者给人以一池春水的静谧之感,后者则具有水草摇曳的动态之美,整个意境静中有动,动中愈见其静,一正写,一侧写,从而创造出一个冰清玉洁的透明世界,也折射出作者光明磊落、胸无尘俗的襟怀。作者以高度凝练的笔墨,点染出一个空明澄澈、疏影摇曳、似真似幻的美妙境界。
写作技巧
1.比喻传神: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
2.正面/侧面描写相结合: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
3.抓住了瞬间的感受: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
4.虚实(动、静)结合:把竹柏(实、静)比作了水中的荇藻(虚、动)。
文章写作特点
1.信笔疏意,随物赋形。
2.描写月色,如诗如画。
3.语言凝练含蓄,饶有余味。
作者心境
虽然自己有欣赏美景的乐趣,但是并不得意。将自己寄情于山水之间,有失意的自我排解。
——本文体现二人友情的句子:念无与为乐者,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(唯张怀民可与同乐);怀民亦未寝(两人遭遇相同,心境也相同); 相与步于中庭(两人亲密无间);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(两人遭遇相同,心境相同,志趣也相同,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)。
“水中藻、荇交横”说明了当时月色之浓、清、亮。
闲人:苏轼这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,有名无实,所以自称“闲人”。
写月突出其明,写境突出其静,写影突出其形,写人突出其闲,写情突出其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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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苏轼《满庭芳》原文、注释、译文、赏析
归去来兮,清溪无底,上有千仞嵯峨[1]。
画楼[2]东畔,天远夕阳多[3]。
老去君恩未报,空回首、弹铗悲歌。
船头转,长风万里,归马驻平坡。
无何[4],何处有?银潢[5]尽处,天女[6]停梭。
问:“何事人间,久戏风波?”
顾谓同来稚子[7]:“应烂汝腰下长柯[8]。”
青衫破,群仙笑我,千缕挂烟蓑。
[1]“清溪”二句: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载,宜兴境内有君山、运河、太湖、阳羡溪。“清溪”指阳羡溪,“无底”形容溪深。“千仞嵯峨”形容君山高峻,八尺为仞。嵯峨:高峻貌。
[2]画楼:对自己阳羡住宅的美称。
[3]“天远”句:语意双关,感情很复杂。表面是写景,实际是说自己离神宗虽远,却得到了他很多的温暖和恩惠。但“夕阳”二字,又使人想到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暗含“放归阳羡”后,就只有“归耕没齿(到死)”,不会再有什么恩惠了。
[4]无何:指无何有之乡,《庄子·逍遥游》幻想出来的理想境界。
[5]银潢:即银河。
[6]天女:即织女,传说是天帝孙女,故又叫作天孙、天女,长年织云锦。
[7]稚子:幼子,幼童。
[8]“应烂”句:应:揣测之词。柯:斧柄。据《述异记》载,晋人王质伐木入山,见数人下棋,王质旁观,下棋人给一个像枣核的东西让王含着,就不感到饥饿。过了一会儿,下棋人问王“何不去”,王质起身,见斧柄已烂尽;回到家中,同时的人早已去世。苏轼用此典,继续申说“久”字。
回去呵,我要去的阳羡,下有清澈的深溪,上有高峻的青山。快要落山的太阳照红了,住宅东面遥远的天边。年已半百,还未报答皇上的恩德。回首往事,不禁悲歌弹剑。掉转船头,乘长风破万里浪,就像快马下坡一般。无何有之乡究竟在哪里?我来到银河尽头,织女停下梭子埋怨:“为什么不顾风狂浪险,长久嬉戏在人间?”掉头又问同行的童子:“你腰间的斧柄,恐怕早已腐烂。”一群仙女齐声笑我,穿的青衫像蓑衣一样,千丝万缕,破烂不堪。
元丰八年(1085)由南都(今河南商丘)返回阳羡(今江苏宜兴)途中作。词前小序说:“我谪居黄州五年,将赴临汝,作《满庭芳》一篇告别黄州父老。已经到了南都,蒙皇上恩典,允许我回阳羡居住,于是再作一首。”苏轼对由谪居黄州改为谪居汝州,心情是很矛盾的。他在给王文甫的信中说:“想要求依旧居住黄州。但想到罪名很大而惩处很轻,皇上的恩德非常深厚,不得不去汝州。考虑了几天,已下决心了。”但是在赴汝州的途中,他的决心又动摇了。他向神宗上书,说他在阳羡有田产,要求在阳羡居住。神宗对苏轼的要求处理得很及时,立即批准,但诏旨下达时,他已到了南都。于是他立即掉转船头返回阳羡,并写了这首词。上阕抒发他回阳羡的喜悦和对神宗的感激之情,但已掩盖不住“君恩未报”的悲凉心绪。下阕调子更低沉,借“天女”看似轻松的问话,抒发了自己久戏人间,穷愁潦倒,一事无成的深沉感慨。个别句子略嫌直露(如“老去君恩未报”),但从全词总体看,仍堪称含蓄蕴藉,慷慨悲凉,富有余味。特别是下阕,表现了苏轼丰富的想象力,借天女责备、群仙讥笑以抒慨,比直接发议论有更强的艺术效果。
2、苏轼《次韵代留别》原文、注释、译文、赏析
绛蜡[1]烧残玉斝(jiá)[2]飞[3],离歌唱彻[4]万行啼[5]。
他年一舸(gě)[6]鸱夷去,应记侬家旧住西。
[1]绛蜡:红蜡烛。
[2]斝(jiá):古代酒器名,这里是说酒杯、酒盏之类。
[3]飞:飞舞。酒杯飞舞,说明饯别酒会的人多,相互碰杯。
[4]唱彻:唱遍。
[5]万行啼:那么多参加饯别酒会的人都哭了。
[6]舸(gě):船。
酒盏在红烛光中飞舞,流着泪唱着离别的歌。那一年西施被范蠡用船带走了,但是还是记得我家以前住在西边。
这首诗诗题云“留别”,第一句写送别场面热烈。这个女子大约很有名气,为她送行的人很多,从酒席上酒杯交飞便可以看出来。次句说这个女子面对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为他们流露出来的情绪深深感动,饱含着告别情意的歌一遍一遍地唱着,想停下来也不可能。歌终究有尽时,歌尽,继之以流不完的眼泪。歌和泪是对来送她的人的回答,但是她最属意的只有一个人。以上二句是客观抒叙,后二句转为女子第一人称,铺陈别意,切题。
后二句直接对她的意中人说,虽然在过去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中,你对我爱之无微不至,卿卿我我,似乎可以永远不变,但谁知道我走了以后你会怎样呢?后二句是她对他的反复叮咛嘱咐,也是内心热切的盼望:“如果你辞官不做,要归隐田园,千万要带着我一起去。”结果会怎样呢?不确定,迷茫,迷惘。等待她的可能是凄苦。
此首是爱情诗,在现在看来,所表达的情感依然是真实的,是感人的。
3、苏轼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原文、翻译及赏析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
这是苏轼在密州的太守任上,于正月二十日的夜晚,因缅怀弃世十年的亡妻王弗,悲绪难已,言念萦心,积思成梦而写下的一首百代传诵的悼亡之作。
小令的上阕,写爱妻亡故,芳魂消歇,墓底长眠,已经十易风霜了。词人与亡妻生死别后,彼此隔绝,两下茫茫,音信难通。恩爱夫妻一朝永诀,难忘的往事不去思量,怎么可能呢?词人多么想不远千里,一返家乡,与孤坟中故妻的茕茕亡灵叙谈一番十年以来的凄凉别况。可是,十年之前,亡妻在世,认为丈夫文章冠世,在宦途中是会高飞自有云程路的,词人也以此而自期许。谁知词人在功名上前星失暗,远谪荒州,迍邅坎坷的情况,纵使与亡妻相逢,也怕她一刹难辨认出风尘满面、鬓老如霜的自己了。
上阕写日所思念。先从生死起笔,言噎语湿,甚为沉痛;接着拓深一层,以“不思量,自难忘”倾吐十年以来思念亡妻的深情;再写孤坟迢遥,满腹悲怆,无处诉说;“纵使”句,极写作者的变化,包孕了词人和亡妻别后的酸辛和感慨。
小令下阕写词人幽梦还乡。亡妻过早委化,一晃十年过去了,而词人对亡妻仍无辍止地怀念着,终于思驰神往,萦回成梦。正月二十日的夜晚,词人梦见自己忽然回到了故乡,恍惚之中,亡妻正临轩对镜,自理梳妆。此刻,词人没有写久别重逢的惊喜,也没有难以自己的放声悲恸,而是“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”的凄婉哀伤。这默默的相顾、无言的流泪,既符合与亡妻梦魂幽会的实际,也写出了词人深沉的悲痛。词人梦醒之后,愈益认识到如此的断肠、哀伤,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是难以避免的:那长满蓬蓬短松的土冈,那伴她过夜的寒天冷月……,这一切,都会使词人随时随地流泪、断肠。
下阕写梦中所见,是上阕感情的继续和发展。“相顾”句,写无言有泪,把哀伤之情推向**。最后写梦醒思痛,以阴冷、凄凉的景物收结,更加深了词人对亡妻难以排遣的思念。
此词乍看起来迅笔挥洒,了无安排,没留下丝毫雕琢的痕迹,但透过字里行间的蛇灰蚓线,仔细推敲,便知词人动笔之前是精心设计的。特别是下阕写梦中与亡妻相见情景,表明了词人对亡妻深沉的情感,这种情感,是那么笃厚,是那么执着,竟冲破了时、空的界限,而达到阳冥幽会,这正是此词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之所在。历代为爱妾写悼亡诗的不少,陆游的《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》:“城南小陌又逢春,只见梅花不见人,玉骨元成泉下土,墨痕犹锁壁间尘。”从诗题看,和苏轼的这首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相仿佛,但在感情的深笃上以及内容和形式的默契上,前者远不如后者。明末吴伟业为妾卞玉京写的悼亡诗句:“青山憔悴卿怜我,红粉飘零我忆卿”,虽然哀戚顽艳,但太卿卿我我了,远不及苏轼的“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”的情感自然、诚朴、深沉。
从这首小令不难看出,词人善于把离情别意同个人的仕途坎坷与生活困顿结合起来,深挚、凄迷,情调幽冷感伤,景物描写与人物内心感受融汇贯通,笔园墨净,情韵兼胜,对后世词家有极大的影响。
4、苏轼《《居士集》叙》原文 注释 赏析
夫言有大而非夸。达者信之,众人疑焉。孔子曰:“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”孟子曰:禹抑洪水,孔子作《春秋》,而予距杨墨。盖以是配禹也。文章之得丧,何与于天?而禹之功与天地并,孔子、孟子以空言配之,不已夸乎? 自 《春秋》作而乱臣贼子惧,孟子之言行而杨、墨之道废,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。孟子既没,有申、商、韩非之学,违道而趣利,残民以厚主,其说至陋也,而士以是罔其上; 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,靡然从之。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、孟子者,推其本末,权其祸福之轻重,以救其惑,故其学遂行。秦以是丧天下,陵夷至于胜、广、刘、项之祸,死者十八九,天下萧然。洪水之患,盖不至此也。方秦之未得志也,使复有一孟子,则申、韩为空言,作于其心,害于其事; 作于其事,害于其政者,必不至若是烈也。使杨、墨得志于天下,其祸岂减于申、韩哉? 由此言之,虽以孟子配禹可也。太史公曰:“盖公言黄老,贾谊、晁错明申、韩。”错不足道也,而谊亦为之,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,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,况余人乎?
自汉以来,道术不出于孔氏,而乱天下者多矣。晋以老庄亡,梁以佛亡,莫或正之。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,学者以愈配孟子,盖庶几焉。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,其学推韩愈,孟子,以达于孔氏,著礼乐仁义之实,以合于大道。其言简而明,信而通,引物连类,折之于至理,以服人心,故天下翕然师尊之。自欧阳子之存,世之不说者,哗而攻之,能折困其身,而不能屈其言。士无贤不肖,不谋而同曰:“欧阳子,今之韩愈也。”
宋兴七十余年,民不知兵,富而教之,至天圣、景祐极矣,而斯文终有愧于古。士亦因陋守旧,论卑而气弱。自欧阳子出,天下争自濯磨,以通经学古为高,以救时行道为贤,以犯颜纳谏为忠,长育成就,至嘉祐末,号称多士,欧阳子之功为多。呜乎,此岂人力也哉,非天其孰能使之?
欧阳子没十有余年,士始为新学,以佛老之似,乱周、孔之实,识者忧之。赖天子明圣,诏修取士法,风厉学者专治孔氏,黜异端,然后风俗一变。考论师友渊源所自,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。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,乃次而论之,曰:“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,论事似陆贽,记事似司马迁,诗赋似李白。此非余言也,天下之言也。欧阳子讳修,字永叔,既老,自谓六一居士云。
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叙。
苏轼和欧阳修是忘年之交。没有欧阳修的提携、很难想象后来的苏轼将是什么样子。欧阳修在颍州病逝后,苏轼曾作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,哭于欧阳公旧友孤山僧惠勤的僧舍。此后苏轼不断为欧阳公文章作叙写跋,追忆这位前辈的德业文望。元祐六年(1091)苏轼知颍州,从欧阳棐(欧阳修子)那里得欧阳修诗文七百六十六篇,并为其文写了这篇叙言。在这篇叙言里,苏轼从儒家道统论出发,着重说明孔孟思想的历史作用,批判了杨墨、申商、韩非之学,特别指出孟子可以配禹之功。苏轼又指出韩愈接续孟子,而欧阳修接续韩愈,在北宋的思想文化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。文章的后半部分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做了综合性的评价。
《〈居士集〉叙》的某些提法在当时已经盛行,经苏轼之文而传诸后世。如:“士无贤不肖,不谋而同曰:‘欧阳子,今之韩愈也。’”曾巩在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中说:“韩退之没,观圣人之道,固在执事之门矣。”这些提法无疑是正确的。苏轼又指出:“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,论事似陆贽,记事似司马迁,诗赋似李白。”意在说明欧阳修文学的师承渊源,除“诗赋似李白”稍值商榷,其他都较准确地概括了欧阳修文风的突出特色,成为文学史上一向公认的定评。苏轼还说:“宋兴七十余年,民不知兵,富而教之,至天圣、景祐极矣。而斯文终有愧于古。士亦因陋守旧,论卑而气弱。自欧阳子出,天下争自濯磨,以通经学古为高,以救时行道为贤,以犯颜纳谏为忠,长育成就,至嘉祐末,号称多士,欧阳子之功为多。”宋初文格卑弱,曾有不少人倡导革新,但直到欧阳修才形成**,文风大变,这倒不是“非天其孰能使之”的神力之助,而是作家的文学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客现要求的必然产物。虽然苏轼没有看清这一点,但他结合北宋的现实情况,从道德文章和奖掖后学两方面,肯定了欧阳修的历史功绩,所论还是客观公正的。
《〈居士集〉叙》是一篇论说体散文,它的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在于,采用博古通今、探源寻流的论证方法,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,从先秦孔孟,到唐宋韩欧、逐层地展开论述。其取譬也丰,其述意甚曲,行文于九曲回肠后亮出雄丽富赡的本色。古人说的“苏如潮”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充分体现:第一,气势壮阔;第二,涨落有致。
“夫言有大而非夸”,是本文反复申说的论点。实际上,苏轼对欧阳修的一系列评估,就是“言有大而非夸”,但他宕去得很远,先从孔子的“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”和孟子的“禹抑洪水,孔子作《春秋》,而予距杨墨。盖以是配禹也”开始证明。又生发出两条论证的线索:“达者信之”,当是东坡自诩;“众人疑焉”,构成开阖文意的枢扭。于是,“文章之得丧,何与于天?而禹之功与天地并,孔子、孟子以空言配之,不已夸乎?”这是“疑”的反诘。接着,从正面驳难“疑”,“自《春秋》作而乱臣贼子俱,孟子之言行而杨、墨之道废,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。”用了两个论据,带出“疑“的“不知”之谬。旋即转向反面,”孟子既没,有申、商、韩非之学,违道而趣利,残民以厚主,其说至陋也,而士以是罔其上; 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,靡然从之。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、孟子者,推其本末,权其祸福之轻重,以救其惑,故其学遂行。”这是“疑”“言有大而非夸”的恶果,达者能不信之? 行文犹如峰峦起伏,扬孔孟、抑杨、墨、申、商、韩非之学的立意,于波折中溢出。然而,以先秦诸子为论据证明“言有大而非夸”似乎还不够丰富圆满,于是又牵出“秦以是丧天下”,按照时间顺序往下宕。有力的证据是“陵夷至于胜、广、刘、项之祸,死者十八九,天下萧然。”姑且不论苏轼历史观的偏颇之处,仅就作文而言,得出“洪水之患,盖不至此也”的结论,再次强调孟子之功可以配禹,从而彻底击倒“疑”的反诘,回到“信”的出发点,“言有大而非夸”便站稳了脚跟。苏轼作文“常行于所当行”,只要意犹未尽,笔势就如同潮水一般继续朝前推进。“方秦之未得志也,使复有一孟子、则申、韩为空言、作于其心,害于其事; 作于其事,害于其政者,必不至若是烈也。”前面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评论,在这里置一假设,多一道弯,立论又深化一层。然后从冷处横插妙笔:“使扬、墨得志于天下,其祸岂减于申、韩哉?”原来诛申、商、韩非之陋,讨胜、广、刘、项之祸,都是把网撒出去,用来捉“虽以孟子配禹可也”这条大鱼。要想甜,加点盐,欲擒故纵,“言有大而非夸”的论点终于呈现出鲜亮的七彩。文章到此可以休止了吗? 非也。苏轼又援引司马迁的一段“太史公曰”,说明“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、虽豪杰之士不免者,况余人乎”的道理,把“众人疑焉”这条线索解消了。照顾前情,论证周密。
既然是博古通今、探源寻流,“言有大而非夸”的话还要继续说下去。于是,以“晋以老庄亡,梁以佛亡”为论据,略写自汉以来“道术不出于孔氏”的悲剧。“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,学者以愈配孟子,盖庶几焉。”更是连论据都没有的略写。笔墨精练,剪裁得法。《文心雕龙·征圣》篇云:“故知繁略殊形,隐显异术; 抑引随时,变通会适。”苏轼深得要领。接下来书归正传,“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”。文章也从论辩转为说明。表彰了欧阳修“能折困其身,而不能屈其言”的伟岸,“天下翕然师尊之”的德望; 又陈述宋兴七十年的文弊和欧阳修“救时行道”的历史功绩。条陈细密畅达,客观中理,仍不失“言有大而非夸”的宗旨。由于《<居士集>叙》是一篇给死者的文章德业作总结的文字,为了避免溢美之嫌,作者才以“言有大而非夸”为文眼,排惑解难;又由于死者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,它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端以及延续过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,因此,只有博古通今,探源寻流,才能把问题讲透彻。苏轼作文以胸有成竹著称于世,每篇文章的写法都有意顺乎其内在机制的要求,所谓大匠运斤,斧凿无痕,这也是“自然”的一种表现。而论辩适于辟理,说明宜于陈事,这些苏轼都挥洒自如,恰到好处。此外,苏文的气势壮阔,和善于使用文脉贯通、富有排比意味的语言有关。如:“以通经学古为高,以救时行道为贤,以犯颜纳谏为忠”;又如:“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,论事似陆贽,记事似司马迁,诗赋似李白”,读来觉得如江潮奔涌。
文章后半部分所说:“欧阳子没十有余年,士始为新学,以佛老之似,乱周、孔之实,识者忧之”,反映出苏轼对元丰年间王安石推行《三经新义》和《字说》的抵牾。尊欧抑王也是苏轼儒家道统观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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